网民彩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奇迹:成就与路径

 新闻资讯     |      2019-12-01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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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短短四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成为一条强国之路。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有望在近年内人均收入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四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成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过去四十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四十年实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

  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各种园区在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这个阶段更多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年底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入世使得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这样,原来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的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我国“广度开放”的历史过程;第三部分回顾我国“深度开放”的动态演变进程;第四部分探讨全面贸易自由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新发展;第五部分是小结。

  如前所述,我国广度开放阶段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国策开始,一直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段时间。在广度开放阶段,中国的开放实践主要包括三项政策:各类经济园区的设立、大幅度地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及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战略选择上,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逐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下文逐一介绍并讨论其影响。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外产品设置了高额进口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我国开始积极削减进口关税。1992年年初,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仍为42%;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关税降到了35%;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国进口关税又降低了一半左右,到1997年年底,简单平均进口关税已降到17%左右。

  以关税减免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贸易自由化能够大力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说:“生产率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Amiti和Konings(2007)使用印度尼西亚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即成本节约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产出品贸易自由化(即进口竞争效应);中间品关税削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产出品关税削减的两倍。除此以外,Topalova和Khandelwal(2011)使用印度的数据发现,中间品关税削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大约是产出品关税削减的9倍。笔者先前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一般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著影响,但由于加工企业享有“零进口关税”的特殊待遇,所以对加工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详见Yu,2015)。总体而言,贸易自由化为21世纪前10年中国企业生产率贡献了14.5%左右的增长。

  在广度开放阶段,我国的开放还体现在设立各种各类经济园区,包括早期的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乃至世纪之交设立的出口加工区。经济园区的设立是我国对外开放实践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经济园区的设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经济园区“点”的设立,即1980年我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之所以选择深圳是因其毗邻香港地区,选择珠海是因其毗邻澳门地区,选择厦门则是因其地理上靠近台湾省,而汕头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其是著名侨乡。

  自1984年到1991年,经济园区设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园区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一条线年,我国把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这14个城市设立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随后不久,我国又建立了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和湛江的11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值得一提的是,这11个开发区多数是位于之前的12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里面的。这主要是因为每一步改革中,每个城市都只开放一小块区域,而不是整个城市都开放,所以两者之间并没有重叠。1985年,我国又开放三个经济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1988年,中国开放了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接着,在1991年,我国又在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和天津港设立了四个保税区。这样,我国就成功将经济园区从点扩展到线年年初,我国又在包括沈阳、天津、武汉和南京等重点城市设立了2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样,经济园区的建设就从线扩展到面。事实上,如Naughton(2018)指出的,到1992年,我国已经建立了6个经济特区(第一批的4个经济特区,加上海南和上海浦东)、5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53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15个保税区。

  有意思的是,这些经济特区、经济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甚至高科技开发区,都有类似的政策设计。比如,园区内的外国公司在华营业前五年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具体地,外国企业在园区营业前三年可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后的两年,也只需支付国内企业所付企业所得税的一半,即17%的所得税率。这项欢迎外资的优惠政策一直持续了约三十年,直到2012年之后,外国投资公司才开始承担与国内企业相同的35%的公司税率。此外,这些特区都允许外商独资企业及其子公司入驻。最近,林毅夫等(2018)的研究也发现各类工业园区的建立对企业生产率有正面的提升作用。